最高法重磅提醒，这些鸟不能随意捕！保护野生动物刻不容缓

近年来，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为活动的加剧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急剧下降，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专项提醒，明确将多类野生鸟类纳入法律保护范围，强调任何非法捕猎、交易或杀害行为都将面临严厉惩处，这一举措不仅是对自然生命的敬畏，更是对生态平衡的维护，如何正确理解法律边界、履行公民责任,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。

法律框架下的鸟类保护体系

我国《刑法》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等法律法规已构建起完整的保护体系，根据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五条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（如一级、二级保护鸟类）的保护范围包括繁殖期、迁徙期及越冬期，禁止任何非法干扰行为，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明确：

1. 非法猎捕行为：包括使用网捕、电击、毒饵等方式捕杀鸟类，情节严重者可能构成非法狩猎罪（《刑法》第341条），最高可处三年有期徒刑。
2. 交易与运输：买卖、运输、邮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均属违法，最高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。
3. 特殊情形：在迁徙地、越冬地实施非法捕猎的,可能因破坏生态链被从重处罚。

典型案例：2023年，某省法院审理一起非法捕鸟案，被告人使用“电鸟枪”在湿地公园捕杀27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，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2万元,该判决彰显了司法对生态保护的刚性态度。

濒危鸟类保护的紧迫性

最高法提醒的鸟类中，许多属于濒危物种。

• 中华秋沙鸭：全球仅存约5000只，被称为“水中活化石”，栖息于东北湿地。
• 玉带海雕：体型最大的猛禽，繁殖期受法律保护。
• 草鹭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（IUCN）评估为易危物种，依赖湿地生态系统。

生态链影响：鸟类作为食物链关键环节，其减少将导致昆虫泛滥、农作物受损、疾病传播风险上升,2019年非洲蝗灾曾因鸟类数量下降导致防治成本增加数亿美元。

公众认知误区与法律边界

部分公众存在以下误区：

1. “捕猎自用”免责思想：认为少量捕杀用于个人食用不构成犯罪。
2. 网络交易盲区：通过暗网、直播等渠道交易鸟类制品，逃避监管。
3. 科研捕猎混淆：误将科研调查与商业捕猎行为混为一谈。

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释法明理：

• “自用”界定：若购买量超过个人合理需求（如超过10只），可能被认定为非法交易。
• 网络交易追责：2022年浙江某网店店主因销售濒危鸟类羽毛被判处非法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。
• 科研许可：合法科研捕猎需取得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》,且须符合科学采样原则。

构建全民参与的保护机制

1. 公民责任

   

   • 拒绝购买：野生动物制品市场需求是非法捕猎的根源，消费者应主动抵制。
   • 举报监督：发现非法捕猎、交易线索可向林业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，部分地区开通“12337”生态司法公益诉讼热线。
   • 科学观鸟：通过合法渠道参与鸟类观测，避免干扰鸟类繁殖。

2. 企业责任

   • 供应链管控：电商平台需加强野生动物交易审核，落实“实名制+活体检疫”制度。
   • 生态补偿：企业可通过湿地修复、栖息地保护项目抵消对生态的负面影响。

3. 司法创新

   • 公益诉讼：检察机关可对破坏生态行为提起公益诉讼，要求赔偿修复费用。
   • 技术赋能：运用无人机巡查、DNA溯源技术提升执法效率，2023年全国查处非法捕猎案件同比上升40%。

国际视野下的协同保护

鸟类保护具有全球性特征，

• 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（CITES）：中国严格履行履约义务，2022年拒绝进口37批违规鸟类制品。
• 跨境联合执法：中蒙、中俄边境建立联合巡护机制，2023年共同破获3起跨国非法捕鸟案。

最高法的警示不仅是法律威慑，更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呼吁，保护鸟类，实质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根基，每个公民都应成为生态法治的践行者，让“不捕鸟”从法律义务升华为文明自觉，唯有如此，方能让中华大地永远响彻鸟鸣，守护好这份来自远古的“自然遗产”。

（全文约1800字）